芝青同志是新闻界很有影响的一位老前辈，是我心目中十分尊敬的一位老领导。１９４９年他率领我们《晋绥日报》和《晋南日报》的一批同志从吕梁山来到重庆，复办《新华日报》。芝青同志任社长，他那忠诚党的新闻事业，对工作孜孜不倦，待人心地坦然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１９５４年西南行政区撤销，《新华日报
１９７９年初春的一天，一个从川北来的“农民”，拿着芝青同志的信找我，一见面就说：“你还认得我吗？”我仔细打量着来人，这不是我们《新华日报》印刷厂的老厂长王宝珊吗？三十多年不见，样子完全变了，只有眉宇间那种倔强劲还没有变。王宝珊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战争年代，曾掩护过我们很多同志。王宝珊十几岁便到《晋绥日报》印刷厂当工人，南下以后，当了重庆《新华日报》印刷厂厂长。当时工厂的工作搞得很活跃，除印报纸还承接了土地证等很多印刷任务。但“三反”一来，王宝珊突然成了“大老虎”，判处无期徒刑，被捕入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爱人离了婚，两个孩子一个送了人，一个过早地夭折了……好不容易熬到“提前”释放，王宝珊出狱后和一个农村妇女结了婚，便落户在妻子的家乡――四川开江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已有三个孩子，生活过得十分凄苦，据说夫妻两人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丈夫穿去后，妻子便出不了门……
我打开芝青同志的信，那是寄给宝珊同志的。信上对“三反”运动中的过左行动，作了诚恳的反省，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是多么荒唐，竟捕风捉影，无端地怀疑自己的同志，不是深入调查研究，而是大搞逼供信，以致造成了这一冤案，使你和其他同志遭受了不白之冤，吃够了苦……我感到十分内疚”，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使这一冤案早日平反，并要他来找我，争取由《重庆日报》解决。
读了这封信，内心受到很大震动。粉碎“四人帮”以来，我曾直接采访和报道过许多冤假错案的处理，但还很少看到有关领导同志像芝青这样心地坦然，严格解剖自己，勇敢地把责任承担过来！
报社同志对宝珊同志的处境十分同情，那时报纸正在大力宣传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很想为这位老同志的冤案平反助一臂之力，但苦于宝珊同志不是本单位职工，无权处理。当年《新华日报》停刊的时候，我们只接收了一座办公大楼，其他人事档案等也早已不知去向了。我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芝青后，老人很快来信了。他对《重庆日报》党委愿意接受这一案件，十分高兴。同时商定由报社党委和芝青同志分别向重庆市委和四川省委写信，要求党组织把王宝珊案件交给《重庆日报》复查。省、市委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报社立即抽调专人，开展了调查研究，很快就把案情搞清楚了，原来，当年所谓贪污受贿几亿元?合现在人民币几千元?的大案，毫无证据，全是靠分析推理得来的。但复查结论报上去之后却如石沉大海，迟迟得不到批复，一个理由就是：目前只限于处理“文革”中和“反右”斗争扩大化中的冤假错案，“三五反”中的问题还排不上队。我们再三申诉理由，仍无下文。芝青同志在病中知道了也很焦急，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３日他从广东从化来信：“坦率地讲，你们在来信中叙述的种种，我是预料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凡历史上的一切错案假案冤案都要有错必纠，尽快纠正，并没有分什么是发生在路线完全正确或者虽然基本正确，还存在有‘左’或右的偏差或者如像‘文革’中极左路线下发生的。这个框框，那个程序，对受冤屈的人如草芥的冷冰冰的官僚主义真令人哭笑不得。”芝青同志在信中斥责了我们生活中种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之后，又说：“当然，发发牢骚，谈谈心，交交心可以，还得争取尽快解决问题，了结这个冤案。”于是，他又四处求援，通过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和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同志的关心，省里终于写出了批复意见，由四川省法院上报最高人民法院。但经过几个月的公文旅行，最后却又回到了四川。
“兹悉北京最高法院将四川省委有关批示又退回去了，并且还批示，既是贪污集团案，平了集体的反，才能平个人的反，闻悉之后，令人百思难解。此系历史案件，而且当时了解或处理此案的人大都在，并且经过报社专案组查证核实，确系冤案，为什么不能给以平反昭雪？”１９８１年４月，又接芝青从北京来信。这时的王宝珊同志，由于住在重庆等待落实政策已多时，家里只留下爱人和三个小孩，还有一个是瘫痪病人，生活更加困难，虽然报社每月都给补助，也只够宝珊维持在重庆期间的最低生活。这时，又收到了芝青同志的信和转给宝珊的一笔钱：
真没想到，从查明实属冤案已经一年多了，何时才能解决问题，简直无影无踪了。你报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查明了宝珊同志的问题，而且承担了他在等待落实政策期间的个人临时生活费用，如果再提出什么要求，恐怕你们也为难了，因此只好劝他再等等，同时，我也给他寄一点钱去，作其家用补充，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还得尽快想法解决他的工作安排和生活问题，改变其坎坷的处境。
信的末尾，芝青同志更感慨地说：“我想以老战友的身份谈点心里话，‘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性的运动，林彪、‘四人帮’对党和国家正常生活的破坏不谈了，就在人与人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关系的破坏上也实在太深了。无产阶级是最关怀人的，但有些共产党人却变得非常冷酷无情，什么都好像无动于衷似的。为什么××那么多老战友，不能协助一下王宝珊这样一个被事实证明了还不赖的老同志呢？类似的事，我已不只遇到一次了，这是很值得想一想的。”
这是一位老同志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吁，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报社党委再次作了研究，决定对王宝珊同志的问题“救人救到底”，又派专人一路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一路到成都请省委尽快安排其工作和生活问题。
我们的同志到北京后，正遇芝青同志的病情加重，没有去打扰他，却得到了《人民日报》的纪希晨和傅真同志的帮助，很快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同志，直接听取了我们的复查意见。省里也答应尽快先给宝珊同志安排工作。
事情总算又有了眉目，希望在即。芝青同志的病刚刚好转，便又给我来信，对我们的同志到北京后他因病没有接待，一再表示歉意。同时还要我们：“帮助王宝珊找些学习资料，建议他趁这个时期好好学习一番，提高思想觉悟，从过去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迎接新的任务。”
经过两年的周折，一桩三十年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了。经四川省委组织部批准，王宝珊被安排在开江县任二轻局副局长。离开山城那天，报社派人送他去上任，王宝珊同志当时心情很激动，一路上唱着歌，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征程。
１９８３年春天，我到北京开会，听说芝青同志的肺气肿病又发了，正在医院抢救，我急急赶到医院，只见病人的床前放满了氧气瓶、输液瓶……气氛十分严肃。芝青同志刚打过针，正在闭目休息。芝青的夫人宋月庭同志把我带到床前，轻轻地说：“你看看谁来了。”芝青同志一见是我，脸上浮起了笑容，深情地说：“几年不见，可把你盼来了！”接着，又谈起了王宝珊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还问到了许多老同志的情况，特别是一些受到伤害当时仍处在逆境中的同志的情况，表示十分同情，要我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些同志。他说：“我们无产阶级是最关怀人，最讲人道主义的，可是……，”他还想再谈下去，护土已经来催促：“探视时间到了。”我只好告别芝青，依依不舍地离开病房。
谁知这一次，竟成了永别！
（本文摘自《学习的楷模――怀念常芝青同志》，经济日报编，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作者简介：沈世鸣，女，１９３１年生，山西清徐人，中共党员，编审。１９４６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晋南日报》编辑、记者；《重庆日报》记者、编辑、副总编辑；重庆市出版局副局长、重庆出版社副总编、总编辑。１９９６年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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